“开海获利如何,你对朕细细道来。”天子是《育言报》的忠实读者，《育言报》上曾经登载了弗朗机航海家环游世界的壮举,天子倒是怀疑过其真实性,只是《育言报》将故事说得妙趣横生，又有利玛窦的经历佐证，可信度似乎高了许多。
大明物产丰饶,有许多可出口到海外，事实上，即便推行海禁，大明官方仍然通过多种渠道与海外进行贸易,东南沿海的渔船走私的获利也有不少,不过是民不举官不究罢了。
只从海外获得白银一项,柳贺觉得就能争取一二。
至于河漕与海漕之间的矛盾，海漕不夺河漕利是一，但河漕因涉利多又杂，用海漕钳制,也能助力河漕效率的提高。
除了经济因素外,开海也有政治因素在。
柳贺来见天子前已经打好了腹稿,他是来争取机会的,准备自然要做充足了。
开海的阻力主要有三个方面,一是朱元璋开启的海禁之策,二是河漕的利益牵连,三则是官员及百姓对开海有陌生感,或者说，现下开海究竟能获得多少利润,这也是不可知的。
张居正任首辅时反对开海,柳贺却觉得,开海有大利可图，尤其在眼下这个时机——各地天气虽然多变，但因玉麦、甘薯等作物的逐渐推广，纵然逢上灾年，老百姓也不至于饿死。
且国库比嘉靖、隆庆年时要充盈许多，省着点花的话，的确可以用来训练海军——就当是为朝鲜之战做准备，此时虽有些早，但凡事预则立，多做准备总是没有坏处的。
何况若要开海，朝廷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柳贺特意写信给张居正，告知自己意图开海的计划，他所写的内容要比今日对天子说的更详尽许多，毕竟有许多话不适合在天子面前说，却可以说给张居正听。
张居正的回信比以往更迟一些，随他的信一道附来的是一封张敬修的文书，张敬修说，张居正身子已不大支撑得住，恐怕明年就要不行。
“家父见了阁老来信十分欢喜，江陵地处乡下，家父离乡数十年，许多旧人已不识得，唯有阁老的信能令他稍感慰藉。”
万历二年柳贺筛了张敬修的会试卷，那时张敬修仍有些傲气，至如今，他已三十九岁，作为长子支撑起了家中内外，张居正任首辅与不任首辅的境遇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，这一点张敬修的感受十分深刻。
无论如何，柳贺雷打不动，每隔几日就有一封书信到江陵，见了他的来信，张居正总能稍稍高兴一些。
张敬修对父亲有位值得交托的门生也十分欣慰。
张居正性子一贯霸道，对待门生不像别的官员那般和婉，因而他早已料到自己的门生缘会极浅。
然而，嘉靖五年这一科，他终究是有了柳贺这么一位出众的门生。
柳贺读着张敬修的信，又将张居正对自己的叮嘱记下，柳贺能认出，这信并非张居正本人所写，而是由旁人代笔，可想而知如今张居正身体的境况。
在信中，张居正说，尽管他并不支持开海，但柳贺既下定决心，便放手施为就是，若柳贺开海得成，开海之利胜以往百倍千倍，那也是他想看见的情景。
柳贺手中攥着信，眼眶微微有些发红。
……
作为闲居在家的首辅，曾经执掌了整个大明的张居正不适合为柳贺摇旗呐喊，不过，其他官员则没有这样的顾忌。
事实上，自倭寇侵犯后，海禁与开海二事在朝堂内外都有支持者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嘉靖年间倭寇之乱之所以猖獗，也是因为嘉靖元年开启了史上最严格的海禁政策。
沿海渔民、手工业者、船员等，有一部分甚至加入了倭寇，王直那般的巨寇因此诞生，浙江巡抚朱纨奉命扫倭，却也因此得罪了朝堂上一批既得利益者，在一片攻讦声中，朱纨身为二品大员之尊却不得不服毒自杀。
他因此留下名句——“去外国盗易，去中国盗难；去中国濒海盗犹易，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。纵天子不欲死我，闽浙人必杀我。”（注1）
隆庆开关以来，海禁政策远不如嘉靖时严格，但也说不上彻底的开放，且就算海禁不算严，海上的利润仍然为世家大族所盘踞，并不能为朝廷与百姓所用。
朝中支持漕运的官员数量颇多，不过浙、闽二地也逐渐有官员发声，称支持朝廷开海。
《育言报》的销量因此一涨再涨，到了万历九年下半年，报纸可以说是供不应求，且海外专栏开辟后，不少读书人涨了见识，都觉得朝廷可以去搏一搏。
当然，在京城中，不看好此事的官员仍有许多。
“柳泽远此举究竟意欲何为？”
申时行慢慢踱步:“此子入阁后，京中情状与张江陵在时十分相似。”
他本以为，柳贺入阁后，天子或许会忌惮柳贺身后张居正那一派的人马，可天子竟仍对柳贺十分器重。
申时行心中十分忧虑。
仅从上回吴兑提议付边饷一事来看，支持柳贺的官员竟比支持张四维的官员更多。
“开海之事尤难，东翁还是莫要掺进其中。”幕僚建议道。
申时行苦笑道:“此事我也知，莫要忘了，朱子纯是我的老乡。”
朱纨去世时，申时行年方十五，还是苏州府的一位小小生员，朱纨抗倭有功，在朝中官声也不错，这样一位二品大员愤而服毒，在苏州府上下掀起了极大的波澜。
申时行印象自是十分深刻。
他清楚，海禁之事牵扯重大，非常人不能涉及，柳贺今日提及此事，申时行除了感慨对方大胆外，心中难免生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。
朱纨的下场人人皆知。
隆庆开关后，朝堂上反对开海的声音也不小。
柳贺并非哪一派的代言人，却大胆到敢提开海之事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官场抱负。
申时行甚至觉得，柳贺这位张居正的门生，在行事上已经与张居正有些相似，他有张居正的胆色与果敢，却也有筹谋与沉稳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柳贺不比张居正好对付。
自嘉靖四十一年入朝为官以来，申时行与形形色色的官员都打过交道，官至阁臣者，若能有高拱与张居正的决心，天下便没有他们不可为之事。
这样的人居于自己身后，如何不令他心惊胆战？
“无论柳泽远意欲何为，他的目的已是达成。”申时行道，“虽反对者众多，他亦有许多支持者。”
“何况开海之事隆庆年后便甚少提及，柳泽远此举却令此事人尽皆知。”
申时行觉得，这或许就是柳贺的目的。
……
面见天子后，柳贺正式向朝廷上疏。
他在疏中说，眼下朝廷缺银严重，各地的银矿虽已开采，仍无法满足朝廷所需。
东南沿海每年都有海船装载白银至国内，以获取丰厚利润，除此之外，弗朗机人在波托西等地发现银矿，经由果阿进入香山墺，以购买大明所产茶叶、丝绸、手工制品，此中利润可谓十分广博。
既然其中利润如此丰厚，为何不将其公开？由朝廷监督，从中抽取商税，派海兵为海商保驾护航，扩张与弗朗机等地的交易范围？
事实上，大明虽维持海禁政策，但眼下白银已成为了官方的货币，隆庆开海，也有阻挡不住白银紧缺的因素在。
除此之外，一条鞭法以白银抵粮税，也是将白银作为一种货币抵挡国内经济危机。
大明的灭亡，后世有一个观点，认为是“白银中毒”，大明虽实行闭关锁国之策，但其东南沿海逐步呈现出初始的市场经济的状态，正视其进入世界经济市场的表现。
因而柳贺觉得，既然利润都由豪商巨贾获得，那不如让朝廷也来分一杯羹，至少可以为朝廷增加收入，也能缓解缺银的压力。
除此之外，柳贺在疏中也提到，百姓之所以怕海畏海，也是因海禁之策。
眼下各国都派船至各地巡游，弗朗机甚至占据了吕宋，以促成其与东方的贸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大明绝不可以坐以待毙，先要强海兵，再要强海民，外敌不敢犯令大明之海域。
柳贺这疏一上，满朝文武皆惊。
原先只是柳丹徒之心路人皆知，如今柳贺却将自己的想法明晃晃摆了出来，一点也不加以遮掩。
在大明朝的历史上，以阁臣之尊提开海者，柳贺是第一人。
当年漕运总督王宗沐提倡开海，因七舟覆没，被吏科都给事中贾三近、御史鲍希颜弹劾，之后开海之声渐罢。
“柳丹徒此人常敢为天下先，若非他这一疏，我等如何得知海运之意义？”
有人读了柳贺上疏感慨万千。
也有老夫子怒骂道，柳贺此举祸国殃民，贻害无穷，要将堂堂大明带进沟里去。
但这些人所举的缘由，不过是太/祖祖训及上国怎能与蛮夷互通等理由。
朝中议论至此再未停止。
王宗沐此时乡居，他也在《育言报》上发声支持柳贺，除此之外，浙、闽籍的官员支持开海者也有众多。
礼部前任尚书潘晟便道，浙江百姓常年受倭患所苦，居内地者知此事者甚少，且民间既有海船交易，朝廷屡禁不止，便知此事堵不如疏。
除此之外，柳贺在疏中提的抽税一事也令不少官员心动，尤其是任过户部尚书的王国光与张学颜。
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当户部尚书，也不会成日只想着搞钱。
在他们看来，许多官员只知伸手要银子，莫非银子是在地上长出来的？大明银矿光是制银都不够，何况内库伸手要一些，勋贵们再伸手要一些，重重盘剥之下，能落到户部口袋的不过那区区几两罢了。
若非柳贺在扬州知府任上向朝廷证明了商税获利巨大，户部收税来源恐怕会少这重要一项。
张学颜对天子奏道:“产自我大明的瓷器，销往海外者，价能翻十倍，运至海外后，再翻十倍，其利远胜国内商税。”
这钱叫海商们赚也是赚，叫朝廷赚也是赚，哪怕朝廷一毛钱不出，只要负责护卫一下商人，多抽些钱不过分吧？
一点也不过分。
何况泰西、弗朗机等地都纷纷派出海船来大明挣钱，大明市场上也有来自海外的货物，为什么只外人赚钱，大明朝廷却不能赚钱呢？
开海的获利还是要大过风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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