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猛住在西城区的胡同里,我和郎世宁找到他家的时候天都快黑了。


    四邻八舍炊烟渺渺,犬吠人声嘈杂热闹。


    我们两个相貌奇特着装怪异的人,在这里显得格外突兀,所以从进了胡同,就有端着碗的大人小孩一路跟随,也不说话,就远远跟着。


    直到我们到了杨猛家门口,才有个半大小子喊道:“小杨叔还没回呢,家里只有婶子和玉梅姐,你们两个外国佬不能进。”


    说完抬手抹了一把鼻涕,警惕地看着我们。


    “我不是外国佬,是杨大人的朋友。我们可以不进去,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?”我掏出一把糖递过去——东堂周围有很多小孩,常备糖果才能顺利下班。


    小孩们眼都亮了,刚才说话的半大小子舔了舔嘴唇,把他们往后扒拉:“不能拿,吃了洋人的糖,魂就被他们勾走了。”


    呃……好吧,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新鲜。


    由于天主教宣扬信主死后灵魂可以上天堂,不知怎地,就传成了上帝(可引申至信仰上帝的洋人)会吸食人的灵魂,为此安东尼隔三差五就要和全城甚至天津卫跑来的失魂症(一般是老年痴呆或者精神分裂)患者家属掰扯,小则赔钱,大则闹上衙门。


    这倒也不能怪国人愚昧,归根结底是知识普及不到位造成的。一来,上位者坚持愚民政策,禁止开办私学,公学又少得可怜。二来,传教者只想掌控信徒的思想,没有人致力于提升劳苦大众的科学素养。


    不光现在这样,此后两百多年依然如此,所以最后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被列强痛揍,跪着割地赔款。


    吱呀——


    就在我的思绪飞速掠过鸦片战争的硝烟时,身后的门忽然开了。


    一个十五六岁的聘婷少女落落大方地走出来,盯着我惊喜道:“你是在太和殿上给万岁爷当翻译的秋姐姐吗?”


    她是杨猛的长女杨玉梅,不顾一众邻居的反对,坚持把我和郎世宁请到了家中,那个鼻涕不断的半大小子也跟了进来。


    小院儿不算大,天井顶多有七八个平方,院墙跟里竖着两排竹架,上面挂满绣品,厨房门口还堆着枯枝、碎木等柴火,容人走的路并不宽敞,不过打扫得很干净。


    玉梅将我们带进堂屋,不客气地支使那半大小子:“铁柱,去把锅屋的开水提来。”


    铁柱倚在门框上威胁我们:“你们可别趁我不在欺负她!”


    玉梅跺了跺脚,他赶紧转身跑了。


    杨猛是汉人,所以玉梅是裹了小脚的,那三寸金莲倒是不太影响她活动,她飞速收拾好了八仙桌上的针线筐和马杌子上的布料,热情地邀请我们落座。


    堂屋正中供奉着观音菩萨和财神,香炉里的香已经燃尽,三个果盘里各摆着几个山楂,一只切开的梨子和几个干巴巴的桂圆。


    神像旁边即是那座久闻其名的旋转式莲花宝座观音钟,高约四十厘米,色彩鲜明,工艺精巧,上面的观音甚至比旁边吃供奉的神像逼真得多。


    除了这座观音钟,其他再无亮眼之物。小京官的日子过得着实清贫。


    玉梅的母亲有病在身,在隔壁屋躺着,不便待客,玉梅周到地冲了茶,而后才坐下和我们攀谈起来。


    “父亲走时说酉时五刻回,应当快了。”


    我打开怀表一看,此时已经下午五点半,那离五点五十也确实不远了,于是安心坐着等待。


    大约是听杨猛说了很多我的经历,玉梅对我很好奇,不过问得很克制,最直白的一句不过是:“姐姐,你去过这么多地方,最喜欢哪里?”


    在这个时代,很多国人,包括十四贝勒的几个侧福晋,都觉得全天下都是康熙皇帝的,大清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,欧洲和爪哇、倭国一样,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,她们不会有向往外面世界的想法。


    玉梅是个不一样的姑娘。我很喜欢她那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。


    于是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,而是讲起了罗马、威尼斯、里斯本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。


    她安静地听着,眼睛时不时睁得滚圆,铁柱也不知何时从门口挪到桌边蹲着。


    啪啪啪!


    在我讲完了一段,停下来喝茶润嗓时,身后忽然传来了鼓掌声。


    “太精彩了!”杨猛一边鼓掌一边往屋里走,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。男孩瘦瘦小小的,看起来不太健康的样子,看我们的眼神有些惊恐,紧紧拉着杨猛的衣服,躲在他身后。


    “杨大人可算回来了!”我和郎世宁都站了起来。


    杨猛把小男孩推给玉梅:“带你弟弟先去屋里。”然后又赶走了铁柱。


    “要是早知道你们会来,我一定哪儿也不去!”杨猛坐到了刚才玉梅的位置,诚恳建议道:“秋官,你写一本游记吧,我来帮你出版,抽一成的介绍费,怎么样?”


    我笑道:“等我了解了解其他中间商的收费情况,再来和你谈。今天我们先谈点别的。”


    “你呀,看着简单,实际精得狠嘞!”杨猛笑着摇摇头,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,打开放到桌上,“回来的时候买了一包驴肉,还热气腾腾的,你们有口福了,快尝尝。”


    我们都没有胃口。


    杨猛也不客气,自己吃得不亦乐乎。


    我直奔主题,他却淡淡地说:“皇上可能不会再召见他们了。”


    我正要问为什么,紧接着听他说道:“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,但这条路走不通。”


    他永远也不会直接告诉你原因,一定要等你问。


    于是我问道:“是我走不通,还是别人也走不通?”


    他却反问道:“你了解过雍亲王吗?”


    我怔了怔,摇摇头道:“不太了解。”


    “那你们怎么敢贸然拨他的逆鳞呢?”


    呃……我也知道去皇上面前陈情相当于告雍亲王的黑状,可这关系到所有传教士的人身安全,但凡有自救的途径,我们都得试一试啊。


    “如果不信任雍亲王,皇上不会把关系到社稷安危的重任交给他。而雍亲王能得到这份信任,是因为和其他皇子相比,他认真得近乎吹毛求疵,不怕得罪人,同时又很善于照顾皇上的体面。”


    “您是说,在他面前,真的假不了,假的真不了,并且为了皇上的体面,他不会赶尽杀绝?”


    在我们心惊胆战时,杨大人吃的满嘴都是油,眯成两道线的眼睛里精光一闪,“看来你不太明白,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康熙四十八年,四贝勒刚封为雍亲王,恰逢黄河水灾,河南山东两省受灾严重,皇上将赈灾的任务交给了他,但当时国库空虚,要钱没钱要粮没粮,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?他从国库账本上拉出一个借款人名单,亲自佩刀,带着征讨过噶尔丹的正白旗大兵,一户一户地讨要还款,逼得体面了一辈子的老大臣上吊,一干皇子、王爷到前门大街变卖家当,可当时皇上病着,没人敢去告状。等皇上病愈,灾民得以安置妥当,山东、河南两府的地方官连上数道奏着,表达百姓们的感念之情,还说百姓自发在泰山为皇上塑像修庙,祈求皇上福寿绵长。皇上龙颜大悦,当着一众告状的皇亲国戚的面儿说:老四办事儿有分寸。”


    “……”这父子俩提前排好戏了吧?


    沉默了片刻,杨猛忽然话锋一转:“我是说,物极必反,天主教的势力该收一收了。”


    我和郎世宁对望一眼,在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忧虑。


    临走之前,他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我说真的,出本游记吧,我保你大卖!”


    我没有应他,只是看向那座观音钟,杨大人却笑道:“下次再调吧。”


    然后他压低声音在我耳边道:“你和他们不一样,秋官,别绑的太死了。”


    从他家离开后,我们在夜色中往东堂赶。


    郎世宁问我:“皇上是仁慈的明君,他曾亲口说过要改信天主教,还曾承诺让大清的百姓都信天主教,雍亲王是他的儿子,难道儿子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吗?杨大人说他善于照顾皇上的体面,可我们都是获得了皇上的准许才来北京的,还有很多传教士不惜背弃教廷,专门为皇上服务,他将这么严重的罪责加诸到我们身上,难道不是给皇帝难堪?”


    我摇摇头道:“以他的智慧,恐怕有的是法子不仅不让皇上不满,还会夸他赞赏他。”


    快到东堂的时候,我们碰到了贝勒府的车夫,看样子他已经在这里等我半天了。


    “秋姑娘快上车,十四贝勒等您回去上课呢!”


    可是这个月的五节课都上完了呀!


    我立即意识到东堂出事儿了,二话不说拉着郎世宁就往回跑。


    廖丁追上来挡在我们面前,着急道:“姑娘,您不能回去,回去就出不来了!”


    “什么意思?!”


    廖丁道:“雍亲王派人包围了南堂和东堂,传教士们全都被拘押到步兵统领衙门了。”


    听了杨猛那一席话之后,这个消息似乎并不太令人意外。


    “安东尼和南堂主教白晋呢?”


    “白晋一早去了畅春园,至今未出,安东尼已经身在大牢里。”


    ……我忽然意识到,不和他们绑的太死是不可能的。


    我不可能在这时候抛弃他们,因为他们在我心中不是神的信徒,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,是愿意为了信仰奉献一生,拥有勤奋、努力、善良、吃苦耐劳等美好品质的,值得尊重的人!


    既然我无法为他们做什么,至少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!


    “告诉十四贝勒,我不回去了。”说完,我拉着郎世宁再次朝东堂跑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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