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集视频的第一个惊喜是令他初见全球地图。
这图说实话有点糙，但他完全不在意，是看到了广袤的远方与无限的可能性。
尽管知道穷兵黩武要不得,而且国土不是越大越好,大秦不可能把整个地球都打下来,但保留爱看地图的小嗜好有何不可。
当看到地图上的汪洋大海，想起消失一年多的那个人。
徐福拿了一笔寻找海外仙山的钱款走了。
已知这厮找不出结果,他回来后可别想用仙踪难觅就轻松交差。必是要人尽其用，来弥补朕永不可登仙山的遗憾。
嬴政就是在迁怒。不能责怪反而要感激水镜与咕咕砸碎了他的修仙梦，但那股憋屈劲总得有个宣泄口。自是要找上给他画饼,把仙山美景吹得如假包换的徐福。
徐福回到咸阳之日,就要殚精竭虑开发方士们的新用途。若是不能搞出有价值的器物,他就准备去北边修长城吧。
思绪飘远了。
回到面前的小麦影像上,咕咕问此物在什么时候成了主食。
嬴政可以先排除大秦时期,如今的主食是粟。
提到粟，这背后也有一段老秦人必会记忆深刻的故事。让人记住了两国之间别谈感情,所谓秦晋之好全是背叛与算计。
春秋时期，秦穆公是晋惠公的姐夫。
晋惠公未继位前曾经允诺，只要秦国给他庇护,等他坐上晋国王位就割让河西五城给秦。
当那天真的到了，却立刻撕毁协议。不料几年后,晋国大旱,只能向秦国借粮。
秦穆公思量之后，将大批的粟通过水路与陆路交替送往晋国都城,史称“泛舟之役”。
尽心尽力的救援换来了什么？
两年后，秦国灾荒，晋国大丰收。晋国不仅有借无还,没给秦国救援，而且趁机出兵攻打秦国，狠狠地背刺一刀。
嬴政很清楚军功授爵制需要改变，但绝不能因此而废弛军力。前车之鉴，历历在目。
当下没再回忆竹简上记载的血泪史，还是先看水镜说小麦。美洲作物太遥远，而小麦相关故事说不定能对大秦有帮助。
水镜：
【小麦很早就从西亚传入了中国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。有对它的记载，《周礼》中也见其成为五谷之一的踪迹。
即便如此，小麦也不是主食。在汉朝之前，人们不喜欢吃。理由之一很朴实，当时它不好吃。
现在，我们调侃好吃的东西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事实上，食材的处理方式对口感的影响很大。
先秦时期，贵族阶层习惯吃小米，即以粟为主食。
那时，人们的习惯是“粒食”。顾名思义，把一粒粒谷物蒸煮了吃。这样能吃口感较软的小米，却不适合吃口感粗粝的小麦。
如今，我们早已习惯把小麦磨成粉，制作各种各样的面食。汉朝之前却无这种习惯。】
磨成粉？
嬴政看到这里，不由击掌。是了，这样小麦的口感就能软和些了。至于用什么器具呢？想来墨家必有方法。
就听水镜报出一个人的名字。不是墨家人，而是其对头。
【石磨，是将小麦从谷粒转为麦粉的重要工具。战国年间，鲁班制出石磨。
一件物品从被创造出来到它被广泛使用，经历了漫长的几百年。直至汉朝，石磨加工技术才慢慢普及，让小麦能够从“粒食”变成“粉食”。
影响小麦是否成为主食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因为口感，还要看它在种植时能否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土壤。
小麦从地中海气候的西亚传来，而中原大地是季风气候。
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作物轮种规律。小麦要打破原来的规律插队，又要符合当地气候与它自身的生长条件，此绝非易事。
其中，耗水量是个大问题。小麦耐旱，但种植过程中的耗水量是粟的两倍。
灌溉成本怎么算？当地土壤是否合适？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。
先秦时期，小麦多种于齐鲁之地的河流边。汉朝兴建了多处水利工程，让小麦的种植范围外扩了。
石磨+水利工程，却仍旧没有将小麦变成人们餐桌上的主食。兴修水利所耗费钱财不菲，此法还不够让小麦深入田间地头。
北方地区农民们在不断提升“节水保墒”术，即保持土地的一定湿度，让保留的水分便于植物生长。
在原有的“深耕熟耘”与“耕”、“耱”基础上，慢慢再加上“耙”，形成了“耕—耙—耱”三位一体方法。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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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这些操作，让土地吸水储存能力大幅提升，从而小麦能够广泛种植。
有了这种农业技术变化，到了中唐时期，唐代宗李豫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收“麦税”。
小麦终于获得了被征税资格，这表示它不是杂稼了，与粟上升到了同样的主粮地位。
至于小麦超越粟的地位，还要等到宋朝时期。
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，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。
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“三兄弟”，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。总结一下，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，玉米次之，土豆最末。
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，也限于闽粤之地。万历末年的《泉州府志》记载“贫者赖以充饥”。至于其他地区，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，但效果并不好。
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，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。北方就更少了，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。
番薯有大优点，耐旱、耐涝、抗病虫害，但是它喜温怕冷。当小冰期来临，北方想种植番薯需着重解决此困难。
这个问题难解决吗？
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，事实证明如此。
乾隆十一年前后，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，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。
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，过去了一百零二年，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，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。
换言之，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，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。当天灾来临时，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。
遗憾是番薯、玉米、土豆，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，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。
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，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，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？
明朝没做到。
番薯在闽粤种植后，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。
万历年间，何乔远写的《闽书》，卷一百五十赞美“番薯”。
说它“不需天泽，不冀人工，能守困者也；不争肥壤，能守让者也；无根而生，久不枯萎，能守气者也”等等。
他也曾参政，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，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。
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。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，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。
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，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，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。
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，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，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？
答案是没多少。
无独有偶，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。
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，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。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，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。
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，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。
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，但不易人工饲养，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，这就有了养鸭除蝗。写成了《治蝗笔记》，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。
明廷有重视过吗？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。崇祯年间蝗灾肆意，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？
又一次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。
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，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，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。
比如《治蝗全法》就收录此术，且记载使用效果。“咸丰七年四月，无锡军嶂山，山上之蝻，亦一鸭七八百捕，顷刻即尽。”
回望大明，高产作物、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，为什么硬生生错过？！
或许，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。
万历年间发生过一起水稻事件。
徐贞明上书皇帝，希望在北方试种水稻，他有了让水稻在北方增大产量的方法。
这样做好处多多。能减少漕运送粮的途中损耗，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粮食收入。
我们知道万历年间已在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期危机之始。粮食多多的，听起来该是被采纳的良策且立刻执行。
事实确实却极为荒唐，部分北地大臣围而攻之，极力反对北方水稻种植。因为一旦成功，北方就要分担原本部分南方的运粮任务，其赋税额度必增高。
不改变，是对当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选择。
对于大明来说，这种选择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许许多多次当革新之物到来时选择了打压。
万果皆有因，万历朝结束的二十四年后，明亡。
如今再看明之亡，是不是亡于天公不作美的小冰河期，想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心中自有答案。
补一句，这种北方种稻方式也为他人做了嫁衣。
清朝，雍正全面推行了前朝徐贞明的方案。十余年后，京津与河北水稻成片。
因此，大明在责问天道公或不公之前，不妨先问究竟有没有尽到人事。
下集见。】
水镜前，一时寂静。
这一句句都是骂到了朱元璋头上，谁叫大明的开国皇帝从前就缺乏这种革新理念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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